网约车下半场:聚合平台的责任与挑战

网约车下半场,聚合平台需戴上紧箍咒

作者|IT时报记者 沈毅斌

编辑|郝俊慧 孙妍

拥有巨大乘客流量的聚合平台与拥有司机运力的网约车小平台,“手拉手”构建聚合打车模式,正在逐渐成为网约车的一种重要运营模式。

6月27日,交通运输部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以下简称平台)发布的2024年5月份网约车行业运行基本情况显示,共收到订单信息9.44亿单,环比上升5.2%,其中聚合平台完成2.42亿单,环比上升4.2%,占比已经超过25%。

然而,今年以来,《IT时报》记者持续跟踪报道发现,在聚合平台接单的不少中小网约车平台,存在着司机提现难、平台牌照出租获益、乘客维权困难等诸多问题,而聚合平台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

随着记者调查的持续深入,聚合平台和这些中小网约车平台千丝万缕的关系,被抽丝剥茧,一点点曝出真实面貌。高德打车作为国内最大的聚合平台,被多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开出罚单,昆明市出租汽车管理局在查获多起网约车非法营运案件后更是直接点明,“高德打车在本案中是运输价格的制定者,是服务品牌的实控者,是实际运力的控制者,是乘客费用的收取者和分配者,其实质就是一个大号的网约车平台。”

聚合?自营?厘清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发展十年后,网约车“下半场”需要新的“吹哨规则”。

前员工

做起SaaS服务商

普通乘客在聚合平台上打车时,往往只需要三步:输入地址—选择平台—确认打车,但在系统中却“暗藏”着一个中间环节——SaaS服务商。事实上,当你摁下“打车键”的那一刻,信息从聚合平台App发送至SaaS服务商,然后再通过其系统分配给各个网约车小平台,其中,“平台会抽5%~8%的信息服务费,SaaS服务商抽佣9%,最后由实际服务的网约车平台扣除之后,才是司机的。”张华告诉记者,正是由于“套娃式”的层层抽佣模式,才导致近年来网约车司机常常吐槽,实际收入与乘客支付费用差距过大。在《IT时报》记者此前采访中,便有司机表示被抽佣比例达50%,远高于交通运输部默认的“30%红线”。

“如果想知道聚合平台的玩法,不妨去看看约约出行(厦门约约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白龙马云行(北京白龙马云行科技有限公司)、未来出行(厦门未来出行科技有限公司)这三家公司。”业内人士张华(化名)向《IT时报》记者透露,它们都是与高德打车有着“密切联系”的SaaS服务商。

公开资料显示,这三家公司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白龙马云行和约约出行所属公司均由厦门云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百分百持股,未来出行的两名股东杨某和于某,一位是厦门云行曾经的法定代表人,而另一位则是厦门云行的现任监事,而未来出行和厦门云行目前的法人代表为同一人。

此外,厦门云行对外投资的公司还有两家分别名为北京龙驹易行和北京白驹易行的公司,其中北京白驹易行最新获得专利中有“确定网约车预约订单接单司机的方法装置”“车辆调度方法、装置及计算机设备”“网约车定价方法、装置”……而北京龙驹易行的专利则集中于“代驾系统”,比如“基于代驾司机恶意绕路的封控方法”。

图源:企查查

从这些公开信息基本可知,这几家公司经营内容为与网约车调度相关的软件服务,也即所谓的网约车SaaS服务,那它们的主要服务对象是谁呢?

“隐身”其后的高德

此前,白龙马云行和约约出行都曾宣布过,获得阿里巴巴e-WTP基金投资。另据《晚点LatePost》采访的多位高德员工透露,2019年到2021年,白龙马团队一度在高德总部望京首开广场,与高德员工一同办公,现任白龙马CEO杨某原为高德P9员工,CTO于某、研发负责人董某、测试负责人姚某、运营负责人王某此前均任职于高德。

《IT时报》记者也在社交平台上查询到,厦门云行现在的法人代表吴某也曾是高德员工。

对于这些由前员工创立的SaaS服务商与高德打车的关系,高德集团总裁刘振飞曾在2022年表示,只是合作关系,无股权关系。白龙马联盟则在2023年12月15日发布的推文中表述,白龙马于2019年首创聚合出行生态,与高德地图、携程、同城等流量平台建立合作。

不过,据张华透露,聚合平台上网约车的运营规则,如运力调度、价格制定,其实都由平台主导,“高德通过这些SaaS服务商‘操控’全国各地的网约车小平台,为它们打造网约车后台系统后,网约车租赁公司提供的车辆和司机就能加入其中。”

此前,高德也曾公开否认干预网约车价格制定、车辆和司机调度等管理,但张华的说法在高德打车连续获得的“罚单”中得到部分印证。

2023年11月,高德接连被银川市、三明市开出万元罚单,三明市交通运输局发布的公告显示,“高德打车长期在我市对网约车进行跨平台运力和供需订单的统一调度及匹配,提供一口价约车并向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的车辆派单,相关经营行为已超出信息撮合范畴”;福州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支队此前公布一则行政处罚,“北京易行出行旅游有限公司作为高德打车业务运营主体,在‘无证’的前提下擅自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并因此被处以罚款;铜陵、成都多地,也对高德打车“无证”经营网约车做出过处罚或警示。而反观“白龙马”系公司资料,并无同类罚单。

去年4月,交通运输部等五个部门发布的《关于切实做好网约车聚合平台规范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表示,网约车聚合平台不得干预网约车平台公司价格行为,不得直接参与车辆调度及驾驶员管理。

图源:交通运输部

神秘的“股权质押”

曾经滴滴的市场占有率高达90%以上,网约车市场似乎都成为姓“滴”的天下,但高德带着聚合打车的新模式走来,凭借庞大的乘客端流量和SaaS服务模式,成功抢到20%以上的市场份额,上位“网约车亚军”宝座,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超过150家中小网约车平台接入高德。但与其之前宣称的“信息撮合平台”定位不同,不少网约车平台背后都隐现高德身影。

“早期,高德打车接入了一批小平台,让他们彼此赛马,一是看平台实际运力增长态势,二是看平台开城数量。当黑马出现之后,高德便会出手投资,将其与自身利益绑定。”张华提醒记者,可以重点关注妥妥E行、携华出行、及时用车和365出行四家平台的股权质押情况。

股权质押,简而言之,就是企业将其持有的股权作为抵押,获得投资公司资金。通过股权质押,企业能够迅速获得所需资金,用于企业的运营和发展,同时避免了传统融资方式的种种限制,而且不会变动股权结构。但风险在于,一旦企业无法按时偿还贷款,可能会面临失去部分或全部控制权的风险。

《IT时报》记者查询公开资料可知,妥妥E行母公司为长燃智享(宁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刘凯也是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霍江为董事长。在企查查风险预警中可以看到,2021年5月28日,刘凯和霍江分别出质355万元和135万元股权数额给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携华出行大股东兼董事长庄智强也曾在2020年10月15日,将595万元股份出质抵押给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而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监事冯云乐同时还担任高行(天津)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监事,这家高行咨询就是携华出行的第二大股东,持股25.71%。

“股权质押潮”并未就此结束。

2021年3月2日,及时用车两大股东王丙周和侯刚分别质押401.83万元和642.92万元股份给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招招出行(重庆小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2021年10月22日,分别质押900万元、1020万元、80万元股份给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除了“喜欢”股权质押,融资也是参与网约车平台的方式之一,T3出行曾在2019年和2021年进行过两轮融资,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均有参与;2020年,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共同参与享道出行的A轮融资;2021年,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又向大众出行投资4000万元。

此外,据媒体此前报道,高德另一位副总裁王桂馨曾在风韵出行、享道出行、招招出行、携华出行、妥妥E行、大众出行等6家网约车公司担任董事,不过2022年开始陆续卸任,如今企查查上已经查不到王桂馨的相关任职信息。

截至发稿,记者通过企查查查询到,上述公司向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质押的股权依旧显示为有效。

需要注意的是,高德还有一位“亲儿子”网约车平台,名为火箭出行,企查查工商信息显示,火箭出行的运营主体是北京利通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注册于2021年9月,高德软件有限公司为唯一股东。

图源:企查查

“高德打造自己的网约车平台,相当于既有订单流量,又有司机运力,还能全拿抽成,自然会引起其他服务平台的不满,所以火箭出行只在北京开城。”张华对此分析。

高德此前曾表示,高德打车与火箭出行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平台,高德打车坚守聚合平台定位。

中小网约车平台“乱象”

今年开始,《IT时报》记者连续关注中小网约车平台“乱象”。

作为一项与“人身安全”高度相关的出行服务,截至2024年5月31日,全国共有351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但与此同时,网约车司机收入低、中小网约车平台因不合规被停服、乘客投诉无门等现象也屡见不鲜。

为了能获取更多市场份额,各个网约车平台铺天盖地的广告充斥网络,并号称提供“各种奖励”,如免抽佣、新人冲单奖、平台开城奖励等等,没有经验的新人司机很容易被吸引,可一旦与平台签约,便被绑定在“战车”上,要么坚持跑下去,要么损失一笔违约金。

“跑网约车要慎重,我被坑了四千元。”网约车司机周赫(化名)告诉记者,自己通过“车队长(网约车平台推荐人)”找到一家名为苏州永智达出行服务公司,跑单平台为妥妥E行。公司明面上说提供车辆,但入职时,企业需要司机在支付宝中的花芝租小程序签约汽车租赁款共三万六千元,说是平台认证。之后每周需要还3000元,共12期。

这时周赫才意识到,原来网约车租赁公司说的提供车辆是让司机自己租车跑单,且每周需要还租车费。但当他在妥妥E行平台上跑了一周后发现,赚的钱还没租金多,便向租赁公司提出辞职,最后交了四千元违约金才得以脱身。

对于聚合平台的乘客而言,最大的烦恼在于一旦发生纠纷,却往往找不到相关负责人。

2022年,重庆老人刘志芳在回家路上被一辆网约车撞伤变为植物人,涉事网约车是在妥妥E行平台注册、通过高德聚合平台接单。事故发生后,司机当晚便消失了,妥妥E行在支付1万元精神安抚金后也不再露面,家属向平台讨要说法,但平台认为自己无责。

同年,郑州一位女大学生通过高德平台打到“有象约车”的网约车,在经过交叉路口时,一辆货车闯红灯后撞上网约车,导致这名女大学生死亡。事后,高德和有象约车发出事故说明,均表示网约车营运行驶合规,主要责任为货车司机,但均未对涉事网约车是否有相关证件,是否属于违法上路,违法载客的问题进行回复。去世女孩哥哥表示,联系高德后,高德让他联系有象约车,而有象约车相关工作人员却以公司经营困难,拿不出多余的钱为由拒绝赔偿。

通病?还是个案

交通运输部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发布的2024年5月份网约车行业运行基本情况显示,目前市场上主要有7家聚合平台,根据合规情况排序依次是滴滴出行、花小猪出行、高德打车、携程用车、百度打车、腾讯出行、美团打车。

那么,前文所述问题是否在聚合平台中普遍存在?《IT时报》记者对这七家平台做了一番测试。

在上海,花小猪出行、百度打车、腾讯出行、美团打车四家聚合平台中,出行人可选择的平台包括曹操出行、首汽出行、享道出行、阳光出行、T3出行等知名的网约车平台,并没有其他小平台,但在高德地图打车时,添猫出行、62580约车、900出行、方舟行、众约出行等中小平台出现频次更高。

北京市也是类似情况。花小猪出行、百度打车、腾讯出行、美团打车主要接入的是曹操出行、首汽出行、滴滴出行等较大网约车平台,而高德打车里则会出现旗妙出行、AA出行等品牌。来到深圳市和广州市,花小猪出行、百度打车、腾讯出行、美团打车四家聚合平台在上述接入平台的基础上新增如祺出行、飞嘀打车、哈啰出行等网约车平台,但也都是较为知名的平台。

其中,由广汽集团和腾讯控股作为主要股东的如祺出行,已经进入上市的冲刺阶段。反观高德,斑马快跑、东潮出行、中军出行、全民GO等更多中小平台涌现,其中斑马快跑在《IT时报》此前报道中显示,所属司机“提现困难”。

不过,在武汉市,记者发现花小猪出行的主推荐位是大平台,但在“远必省”系列品牌中,也出现了帮邦行、伙力专车、长宽出行、网路出行等中小平台,且这些平台在高德中均未出现。百度打车、腾讯出行、美团打车三家聚合平台依旧以接入大平台为主。

6月27日,《IT时报》记者就与SaaS服务商的合作方式,包括运力调度、价格制定、扣点方式等运营模式等具体问题,向高德打车发出采访需求,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记者观察

网约车进入“下半场”

聚合平台也需戴上“紧箍咒”

中国的网约车上半场走得很快。

从2010年易到用户上线,到滴滴和快的展开“补贴大战”,网约车市场迅速走向繁荣,但随之而来的一桩桩交通案件,让司机权益、乘客安全等问题备受关注,网约车行业急需法律法规约束。

2016年,交通运输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这是中国首个关于网约车行业的国家级规范文件,明确了网约车的合法地位,要求网约车平台、车辆和驾驶员都需要获得相应的资质。

如今,网约车行业进入下半场。依托互联网技术、与网约车平台公司合作、面向乘客并匹配供需信息,共同提供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平台(俗称网约车聚合平台)发展迅速,为乘客出行服务提供新选择的同时,也平衡了网约车行业生态。

这意味着针对网约车行业的监管和治理力度需“因时而变”。

2023年4月,交通运输部等五个部门发布的《关于切实做好网约车聚合平台规范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网约车聚合平台不得干预网约车平台公司价格行为,不得直接参与车辆调度及驾驶员管理,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

但在现实情况中,网约车聚合平台和网约车平台公司的企业责任落实不到位、从业人员和乘客合法权益保障不到位、发生事故难以定责等问题依然存在。

某种意义上,网约车聚合平台是一个“网约车平台的淘宝”,如果以《电子商务法》类比,其对网约车平台天然具有监管责任和义务,也应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如今,网约车行业已经进入“下半场”。市场份额越来越大的聚合模式,在满足消费者需求、推动市场主体自由竞争的同时,也让行业日益“内卷”,是该让将戴上“紧箍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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