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才是中国真正的镜子?

1840年,珠江口隆隆的炮声,让支撑了中华文明几千年光荣的儒家学说,瞬间崩溃,也同时让全体的中国知识精英们,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之中,甚至引发了一场全面的自我否定。
鸦片战争结束以后,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儒家学说的是洪秀全,虽然他也是一个饱读四书五经的秀才,但是他创建的太平军,无论走到哪里,必然会做的事情,就是烧四书,砸孔庙,毁寺观。
洪秀全在1843年,看见了传教士梁发写的基督教小册子《劝世良言》,就觉得这玩意儿似乎比“子曰”更灵,1847年,他又向浸信会传教士,美国人艾萨克·罗伯特,系统地学习了基督教理论,然后就企图用这玩意儿来彻底地改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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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就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声援之下,开展了一场空前残酷的宗教战争,想把整个中华文明连根拔起。
接下来伊斯兰教也不甘寂寞,它们也打算趁你病,要你命,在整个中国的西北和西南,杀得腥风血雨,妄图分裂中国。
面对着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双重夹击,中华文明一度被逼到了墙角,但是在以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为代表的,这些儒家知识精英坚守下,儒家文明这条千年的航船,终于熬过了这场狂风暴雨。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接下来对儒家文明最致命的一击,来自于“五四运动”。
在各种西方思想的蛊惑之下,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们,把清末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全都归罪于儒家思想。
他们接受了西方人的观点,中华文明是一个落后的文明,中国要想强大,就必须全面的自我否定,然后要么学美国,要么学苏联,除此之外别无他路。
那么他们这个想法正确吗?
错得离谱,正是他们这些错误的想法,差点让中国亡国,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前面我们讲了,朱熹的理学是为了农业文明而设计的,假如欧洲没有爆发工业革命的话,那理学就是人类文明的顶点,但是当人类社会已经开始急速奔向资本主义的时候,理学就彻底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所以理学必须死,但理学和儒家思想不能简单地画等号,因为儒家思想相当于一个操作系统,理学只是上面的一个app,理学这个应用软件不灵了,不代表着儒家这套操作系统也不行了。
而事实上,整个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正是由于他们这种认知上的失误,反而导致了中国多走了近百年的弯路,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证明了儒家学说,只要找对了方向,是可以快速地转换成现代模式的,而且是所有的路径中,最高效的一种。
“等等!”说到这里,有读者可能要质疑我了,“儒家学说是中华文明的底色,和日本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当然有!
今天的日本,就是当年儒家文明照在东亚的影子。
因为从唐代开始,儒家学说就已经变成了,在整个中国可交往的世界中,通行的普世价值。
无论是建立隋唐的鲜卑人,建立后唐的西突厥人,建立辽朝的契丹人,建立金朝和清朝的女真人,又或者是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人,中南半岛上的越南人,还有日本列岛上的东瀛人,都是儒家学说的信奉者。
子曰:“礼失而求之野。”所以正确地研究日本,反过来更能照亮我们自己。
而且如果要说这些信奉了儒家思想的各个民族之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日本信奉的是唐初的儒学,后来遵循的是王阳明的心学,自始至终都没有彻底接受过理学,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前面我们讲了,朱熹发明的理学,是为了解决农耕文明的两个最大的生存难题:
1,防止游牧民族的侵扰。
2,尽量推迟马尔萨斯效应的发生。
这是整个东亚大陆上,农耕文明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但是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却恰恰没有第一个问题,又用独特的手法解决了第二个问题,这是它没有接受理学的根本原因。
日本作为海上孤岛,在工业革命之前,是没有外来侵略的压力的,因此它没有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的需求,所以它的国家制度的安排,是按照周礼的方式,搞的是封建制。
也就是有一个和周天子一样,有名无实的日本天皇,外加一大群大名,相当于中国春秋时代的诸侯们,所构成的一个类似于中国周代的社会。
日本在公元675年的飞鸟时代,由天武天皇颁布了肉食禁止令,以吃素为主,导致日本人体型矮小,让他们可以用极少的资源,就能够养活众多的人口。
在农业文明时代,如果没有外族入侵的压力,资源又能够维持生存的话,那分封制就是所有的制度中,最有竞争力的一种,而维护这种制度存在的最佳学说,自然就是推崇周礼的原教旨主义儒学。
所以日本所信奉的儒学思想体系,最接近儒学的根源,而除了日本之外,整个东亚大陆上,不论是中国、朝鲜,又或者是越南,都要承受着巨大的外来侵略的压力,又面临着周期性的马尔萨斯效应,所引发的农民起义的威胁。
为了能生存下去,东亚大陆上的儒家政权,就必须追求大一统和中央集权,所以他们所信仰的,必然是那些为了适应这个目的,不断被修正过的理学,自然离儒学的本源也就越来越远。
而朱熹发明的理学,就是为了这种农耕文明的终极需求,量身定制的,虽然功能强大到了极点,但也偏科严重,自然也就锁死了任何变化的空间。
因此当已经进化到了工业文明的西方人,靠着坚船利炮,一脚踹开东亚的大门的时候,而理学这种只有一把刷子的修正主义,就没有了任何腾挪的余地,自然也就一败涂地了。
但是日本是幸运的,他们信奉的是原教旨主义儒学,虽然把把刷子都不怎么样,但它毕竟有很多把刷子,充满了可塑性。
所以当美国人驾着黑船来袭,强迫日本开国,日本也需要从农业文明进化到工业文明的时候,日本反而没了那么多约束,有了直接把儒家思想和现代政治对接的可能。
整个日本的明治维新,从本质上来讲,是一场被我们的教科书彻底误读了的政治运动,它根本就不是什么“西化”的成功,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儒家思想的胜利,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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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明治维新的本质,就是以儒家思想为后盾,进行的一场全日本范围内的大一统和中央集权运动,这是日本能成功之“本”。
而在日本在实现了大一统和中央集权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促进工商业发展的“西化”政策,其实大部分的措施,同时代的晚清政府也实施过,只是效果不明显而已,这些其实都是“末”。
分不清哪个是“本”,哪个是“末”,是此前所有政治和历史研究者的通病,这帮人不仅仅过去把中国带偏了,就是到了现在,依然还没有整明白,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
很简单,让我们再回顾一遍明治维新的历史,对比一下清政府在同时期的所作所为,我们就能一清二楚。
日本的现代史,是在1853年的7月8日,美国海军将领马修佩里,率领四艘被涂成黑色的战舰,强闯横须贺,逼迫日本开国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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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消息,此时已经传到了日本,引发了日本举国震惊,而马修佩里的到来,特别是其中两艘来去如风的蒸汽船,让日本人知道,自己在这场冲突中,没有任何胜算。
这是日本自有历史以来,遇到的第二次重大外来危机,第一次是蒙古人远征日本,虽然也引起了日本人的恐慌,但台风彻底摧毁了蒙古舰队,神佑了这个岛国。
由于没有实质性的外来威胁,所以日本从平安时代开始,一直到江户幕府时代,完全是在重复中国古老的周朝政治。
幕府将军在本质上,扮演的就是中国春秋时代,霸主们的角色,德川家康在政治上的地位,其实和晋文公、楚庄王这些人没什么两样,通过强大的军事实力,控制和干涉其他封建诸侯的行为,强迫他们听从自己的命令,并向自己纳贡,变成事实上的统治者。
日本政权的根基,还是以分封制为基础的,而这套体系要想稳定,就必须像当年的西周一样,用礼法来构建一整套等级制度,所以日本一直是孔子最好的学生。
这种最原始的儒学,在整个东亚地区,除了日本还在实施之外,早已被其他国家抛弃,但这恰恰给了日本机会,反而让日本有了更多的进化空间。
因此当美国人开着蒸汽船进入日本的时候,虽然同样引发了日本社会的全面危机,挑起了日本内战,但导致的结果,却和中国是截然不同的。
按照日本历史学者加藤祐三,在《黑船异变》里的说法,引发倒幕运动的,恰恰就是幕府自己,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犯了三个错误:
第一,想把锅甩给天皇。
面对美国人的威逼,此时的幕府将军德川家庆,年老多病,已是油尽灯枯,实际掌权的幕府二把手阿部正弘,生怕自己独自承担卖国贼的骂名,就一门心思地琢磨着,如何把这个锅甩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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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先想到的,是京都那个每天吃了就睡,睡醒了就吃,活得像猪一样的天皇。
他觉得天皇既然生活过得像个猪,那智商自然也应该是个猪,于是就想让天皇来背这个锅。
但天皇虽然过得像头猪,那只是因为实权都被幕府夺走,被迫过得像一个猪,但他的智商却不是一头猪。
所以阿部正弘想让天皇来下诏签这个协议,天皇可不傻,他说你不是平常那么牛逼吗?签什么签,那就把美国人打回去呗。
于是锅又被甩回给了幕府。
第二,幕府想把锅甩给所有的人。
阿部正弘一看,在自己眼里,智商跟猪一样的天皇居然不上当,那干脆就把锅甩给,平常乖得像孙子们一样的其他诸侯。
诸侯们平常装孙子,那是因为打不过幕府,可是他们心里却不想当孙子。
所以当阿部正弘作出了公开向天下征集意见,想让大家一起来背锅的时候,这些“孙子”们可逮着机会了,集体捣乱,人人都把胸口拍得通红,装出一副比幕府更有骨气的样子,搞得幕府灰头土脸,最后只有独自背锅,然后让自己名誉扫地。
第三,继承权危机引发的内乱
美国军舰离开十天之后,幕府将军德川家庆就一命呜呼,保守派推荐的德川家福,和改革派支持的德川庆喜,为了争夺幕府将军的职位,立刻斗得你死我活。
最后虽然是倡导改革的德川庆喜上台,但这场内乱,却让那些怀有野心的诸侯们,有了放胆一搏的决心。
幕府这一番骚操作,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让他们失去了继续执政的合法性,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要知道不论是幕府将军也好,还是中国春秋时代的霸主们也好,他们的合法性都是来自一个儒家口号,就是“尊王攘夷”。
或者换一个中国人更容易理解的说法,那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而幕府试图甩锅天皇,结果却被天皇反甩锅的结果,彻底破坏了自己“尊王”的形象,换句话说,也就是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了,他挟不住天子了。
而向所有的诸侯征集方案,最后又统一不了意见,证明了你不仅挟不住天子,更令不了诸侯了,那你还凭什么当霸主呢?
那既然你已经露出了衰相,我自然就要把你踹下去了。
所以倒幕运动的本质,就是一场权力之争,双方其实都是改革派,整个斗争的政治逻辑,还是在儒家政治思想的范畴之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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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洪秀全是要断中国人的根,而日本的倒幕运动,只是想换帮人来掌舵。
所以中国的内战是你死我活,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打了十多年,死了上亿人。
而日本的倒幕战争,目的是改变幕府的僭主政治,打着让天皇重回权力中心,这个儒家的政治正确口号下的,一场武装政变而已。
明治维新接下来所有的举措,其实都是中国古代儒家政治,遇到强大的外敌时,所采取的经典套路。
明治维新搞的废藩置县,其实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的重演。
而君主立宪在本质上,就是用现代的手法,再次重申“君权神授”的合法性,只是把“君权神授”改成了“君权法授”。
开创议会,建立政党,最初的目的,是给废藩置县后的贵族和武士们,一个重新参政议政的机会,其实就是分封制的一个现代升级版。
如果我们认真地读一下日本学者三谷太一郎,在《日本的“近代”是什么?》一书中的论述,我们就会发现,明治维新绝大多数的改革,都没费一枪一弹,阻力异常的小,这实在是让人惊讶。
而如果我们要深究其中的原因的话,就会发现日本的政治改革,虽然也经历了倒幕战争和西南战争,但是它的绝大多数改革方案,都严守了儒家的礼制,并没有动摇日本的根基。
而这正是日本和大清之间的区别。
明治维新在本质上,是对儒家政治进行了一场现代化升级,日本的知识精英并没有放弃传统,日本独特的地理位置,也让他们有时间来处理内部的问题。
而大清则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作为东亚的焦点,他受到了来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强烈冲击,这些动乱重创了大清的国本,让知识精英们,也陷入了严重的自我怀疑。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以天皇为纽带,组成了新的中央政府,彻底实现了大一统和中央集权,实现了军队统一,税收统一,政务统一,终于有能力调动全国的资源,去和其他国家一争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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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久保利通以此为基础,搞了“殖产兴业”政策,由国家出钱去购买西方的先进技术,交给私人去经营,让日本加速走向了工业化进程。
而大清在漫长的太平天国运动和穆斯林叛乱之后,事实上已经失去了中央集权,关税被外国人掌握,厘金落入地方政府的小金库,军队也分成了几个派系,变成了私人武装,已经出现了后来军阀割据的苗头。
虽然大清也开展了洋务运动,但是各搞各的,互相掣肘,最后一事无成。
日本因为坚守了儒家文明这个根本,一跃成为世界强国,打破了西方的人种和文化神话。
而大清则在对儒家思想的自我怀疑之中,越来越走上了歧途,1905年,袁世凯和张之洞联名提议放弃科举制度,事实上就宣布了大清王朝的死刑。
因为这就相当于放弃了清朝王室,儒家思想守护者的地位,而离开了这个护身符,满清政府立刻就变成了一群蛮族统治者,失去了政治上任何的合法性,五年之后,溥仪也就不出意料地退位了。
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觉得奇怪了,好像几乎所有的中外学者都认为,明治维新是日本西化的过程,怎么只有你认为这是一场儒家的复兴运动呢?
这里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自从鸦片战争开始,大清不断地被西方各路列强胖揍,又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把底裤都输给了日本,妥妥的一个积贫积弱,原始未开化的形象,这样的中国,即便曾经是日本的老师,但此时的日本还会再尊重它吗?
所以一部分日本人觉得,日本这么牛,显然不是和中国一样落后的亚洲人,至少也是可以加入欧洲的“优等”亚洲人,这就让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变成了日本政界的主流思想。
那既然要脱亚入欧,就要和落后的亚洲人划清界限,所以日本哪怕是行的儒家之实,也需要改头换面,把他们实际运用的一切儒家文明的政治理念,都要用西洋的思想来一次再包装,证明他们是已经跨入了文明世界的“西方人”。
还有一部分日本人,则认为这个被西方列强打得满地找牙的大清王朝,并不能代表那个曾经非常优秀的老师——中国。
因此他们就提出了一个崖山之后无中国的概念,他们不承认元朝和清朝是中国。
1923年,日本帝国大学历史系教授矢野仁一,出版了《近代支那论》一书,就公开鼓吹这种观点。
他们的理由是,自从蒙元灭了南宋之后,中国文化就彻底走入了邪道,被游牧民族异化,不再是儒家的正根,而儒家文明的真正传承者,已经变成了日本。
如果按这派学说的逻辑继续推演,就很容易得出了日本才是中国,才是儒家文明的代表,而中国仅仅只是一块叫支那的异族殖民地的结论。
这种学术上的歪曲,最后竟演变成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建立伪满政权,以及所有投降卖国的汉奸们,所自我辩解的理论基础。
而这种说法对中国危害性如此之大,自然也受到了中方学者的激烈反对,1932年,后来的台湾国立大学校长,历史学家傅斯年,就出版了《东北史纲》一书,批判这种理论,得到了中国历史学家们的普遍支持。
因为一旦承认了这个崖山之后无中国,中华文明已经转移到日本的概念,就相当于承认了伪满政权和汪精卫投降的合法性,也就瓦解了全民抗日斗争的意志。
因此在那个时代,所有的爱国历史学家们,都要对这种学说进行大力的批判,所以中国的理论界也只承认,日本的快速崛起是向西方学习的成果,是“西化”,是“夷化”,坚决否定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儒家向现代化转型的一次成功。
再加上日本的“脱亚入欧”派,本来就是多数,而战后日本的主流历史学界,也不想和军国主义再有瓜葛,就干脆顺水推舟,只强调明治维新的“西化”成果,不再强调它本质上是一场儒家革命。
所以我们现在所有对日本成功的描述,其实都是将错就错。
那么既然日本的成功是一次儒家向现代化转型的成功,那最后为什么它又走上了邪路呢?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如果觉得本文可读,欢迎点赞和分享,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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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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